222年，诸葛亮加封益州牧，李严送来一封信，讽刺道：“你功劳太大了，还当什么益州牧？赶快加九锡称王吧！”众人见李严如此出言不逊，纷纷要求严惩。结果，诸葛亮写了23字回信，吓得众人面面相觑。 那封信是在丞相府的议事厅拆开的。竹简刚展开，长史张裔的脸就白了——“加九锡”这三个字，在当时可不是玩笑。当年曹操就是靠着九锡之礼一步步晋位魏王，李严这话明着是讽刺，暗里简直是把“谋逆”的帽子往诸葛亮头上扣。

参军们按捺不住，有人拍着案几说要弹劾李严，还有人提议直接把送信的使者扣下，毕竟这位前将军刚被任命为中都护，手里握着永安的兵权，这么明目张胆地挑衅，谁都觉得是在找死。 诸葛亮却只是捻着胡须笑了笑。他让人研墨时，指尖在砚台上顿了顿，砚台里的墨汁还带着松烟的清苦气。众人都以为他要写篇檄文痛斥李严，没想到他提笔只写了一行字：“若灭魏斩叡，帝还故居，与诸子并升，虽十锡可受，况于九邪？” 写完他把笔一搁，满屋子的争执声突然就停了。谁都没料到是这样的回答——没辩解，没发怒，反而顺着“加九锡”的话头，把话说得透亮。灭了曹魏，迎回汉献帝（或是其象征的汉室正统），到那时别说九锡，就是十锡也受得。

这话里藏着的底气，比任何斥责都锋利。张裔摸着竹简边缘的刻痕，突然明白过来：李严想把丞相架在火上烤，诸葛亮却反手把这团火引向了北伐大业。 其实李严这封信，早有苗头。刘备白帝城托孤时，特意让李严与诸葛亮共掌国事，一个在永安镇守东境，一个在成都总揽朝政。

这两年诸葛亮平定南中、整饬吏治，声望越来越高，李严在永安却过得不自在——他几次上书请求划分五个郡设立巴州，自己当刺史，都被诸葛亮以“国小力弱”驳回。这次借着加封益州牧的由头递信，说白了就是想试探：你诸葛亮到底是想做伊尹周公，还是想做第二个曹操？ 诸葛亮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他知道蜀汉这摊子基业，最忌讳的就是内部猜忌。当年关羽失荆州、刘备败夷陵，家底本就赔得差不多，要是他和李严真斗起来，北边的曹丕、东边的孙权怕是要偷着乐。所以他不接李严的茬，反而把“受九锡”和“灭魏”绑在一起，既是给所有人吃定心丸，也是敲打李严：有功夫搞内斗，不如想想怎么联手北伐。 后来这封信在蜀汉官场悄悄传开，有人说丞相格局太大，也有人说李严怕是要睡不着觉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李严又送来封信，语气软了不少，说自己只是“戏言”。诸葛亮没再提这事儿，只是在回信里多问了句永安的粮草筹备情况——他知道，对付李严这样的人，与其争口舌之利，不如用共同的目标拴住彼此。 这23个字的回信，其实藏着诸葛亮的政治智慧。他太清楚蜀汉的命门在哪：不是权臣争位，而是能不能在魏吴夹缝里活下去。所以他从不给自己贴“忠臣”的标签，却用“灭魏斩叡”的目标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向外部。这种以大局压小怨的本事，比疾言厉色的斥责管用得多。 有人说这是诸葛亮的“权谋”，可权谋背后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。他在《出师表》里写“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”，不是虚话。蜀汉就像艘在风浪里摇晃的船，他这个掌舵人，不能因为船舱里有人拌嘴，就停下划船的动作。李严的讽刺再刺耳，也得先忍着，等把船划到平稳水域再说。 后来李严因为运粮失职被贬为庶人，有人翻出当年这封信，说诸葛亮早有预谋。可想想看，要是诸葛亮真容不下异己，当年何必用那样一段话留有余地？他要的从来不是个人的权势，而是让蜀汉能多撑几年，哪怕自己最后累死在五丈原。 这23个字，与其说是吓住了众人，不如说是点醒了众人——在乱世里，最该较劲的不是彼此，是眼前的敌人。